第三是康熙高估了朝廷的實力
康熙繼位時,全國已經基本統一,國家也沒有經歷過大的戰事,皇帝乃至大臣的思維仍堅定地認為滿洲甲兵天下無敵。殊不知當時的八旗軍戰鬥已經嚴重下滑,而肩負安邦定國統軍征戰的親王、郡王、貝勒等,已經是愛新覺羅氏家族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了,和多爾袞、多鐸等開國功王已經拉開了巨大的差距。
滿洲統兵將領也非昔日的萬人敵的費英東、額亦都、扈爾漢、揚古利。因此當清軍開向前線與吳三桂軍隊作戰時,才發現根本不是對手,大戰一起,怯戰畏敵,動輒潛逃。
與清軍戰鬥力下滑形成對比的是,當時的國家財政也不足以支撐一場高烈度、大規模的戰事。撤藩之前,戶部尚書米思翰就信心十足地宣稱,「軍需內外協濟,足支十年,可無他慮」。
然而仗打到第四年,國庫存銀就從康熙十二年的2135萬兩,降至530萬兩,第五年的軍費開支已經沒有著落了。如果不是康熙帝採取增賦、停俸、賣官等應急措施,這個仗早就打不下去了。
最讓康熙意想不到的是,國內的民心官意也出現了重大的分歧。康熙繼位後確實是愛養兵民,厚待漢官,他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一個受萬民愛戴、群臣效忠的好皇帝。
不料吳三桂起兵,一年之內,就有一大批文臣武將歸附叛軍,不久,廣東、福建二藩也起兵響應吳三桂。
可以看出,康熙皇帝下達撤藩令的時候是有欠考慮的,既不知彼也不知己,如果他能夠沉下心來通盤地進行考慮,或暫緩撤藩或另圖他策,那麼就不會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如此大的傷害。